我国利益关系中现存的问题

      现在我国利益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劳动者收入低。中国一年创造的所有的财富都是由政府、企业、劳动者三个主体来分得的。2012年，中国的GDP将近52万亿，这个财富创造出来之后主要是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但是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首先，是企业拿得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超过30%。尤其是这些年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过快，国有垄断行业的利润甚至在一年内翻番，这样就把整个企业的利润占GDP的比重给拉升了。其次，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过快，2012年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11万亿。所以，当政府拿得越来越多，企业拿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劳动者就拿得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之前差不多在一半左右。但是最近这些年逐年下降，现在已经降到了38%（而美国的劳动者却能拿到大约70%）。
      而且，在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劳动者所得较低的情况下，我国在第二次分配时用于民生的只是财政收入的28.8%，而发达国家是56%———76%之间用于民生。
     （二）城乡差距大。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改变。我国的城乡差距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目前世界上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限。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台湾，可以说基本上都是1：1，城乡差距基本消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乡差距为3.1倍。城乡差距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成为我国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瓶颈。
     （三）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多。我国每年创造的所有财富当中都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分流记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灰色收入。据经济学家王小鲁2008年的大规模调查，2008年这一年中国的GDP是30万亿，但是这一年分得有点模糊的就有9.3万亿，真正属于分丢了的灰色收入有5.4万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一方面使得贫富差距大大地拉大了，因为能够得到灰色收入的人肯定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政府很多调控贫富差距的措施失去了效力，因为政府也不掌握那些钱到了谁的手里，调控不了。
      上述三个问题越来越凸显，在近几年被社会广泛关注。十八大召开之前，网上进行过调查，问网民什么是大家对十八大最关注的问题。结果是，“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减少贫富差距”得票率最高，成为首位被关注的问题。十八大报告中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说“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当然，我国政府再分配职能在这些年状况确实是在迅速改变，随着对民生的强调，政府在民生、公共福利、社会保障、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在明显地增加。比如说中西部地区，这些年来受取消免除农业税、粮食直补、耕地保护、义务教育、新农合等措施的影响，农村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现在中央政府考虑的问题，就是政府这种民生投入的增加现在有没有可持续性，这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学者孙立平把它叫做“狭小空间中的有限腾挪”。意指最近这些年，基本的利益格局已经定型，碰触谁的既有利益都很难。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原定2012年6月底出台，后被推迟到10月底，之后又推迟到12月底，最后到2013年春节前夕才出台，还仅是出台了一个框架性方案。据多方了解，阻力主要来自垄断行业，尤其是一些央企高管的反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方案》进展情况时曾表示，博弈的关键点主要包括，如何规范国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国资红利上缴的比例和用途。由此可以看出，在既有利益格局下，改革利益的重新分配，阻力重重，所以我国最近这些年民生投入的增加，不是在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得到有效的调整、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得到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所有这些格局都不变的背景下艰难腾挪的结果，而且这腾挪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比如，很多地方政府靠卖地得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民生，但卖地不可持续，所以将来的民生投入也就不可持续。十八大之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选择就是要不要调整这既有利益格局，如果调整了，就可以把不该花的钱减下来用到民生上，解决民生的可持续投入的问题；如果利益结构、利益集团动不了，地又卖得差不多了，民生的投入就会难以为继，最后形成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当然，十八大后，尤其是今年两会之后，中央的态度已经明朗，选择了打破利益格局这条路，我们无疑应当走这个路。李克强讲“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这话是对的，改革虽然必会遇到阻力，但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了。（杨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