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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说与曲解———从张士贵到高长虹 |
| 作者：阳泉日报 发布时间：2013/7/15 10:20:48 发布来源：——兼谈郭祯田新书《从来如此，便对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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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技术日臻发达，传播媒介多元发展的当下，娱乐元素几乎成为各种媒体竞相挖掘的富矿。如果您稍微留意一下，不难发现充斥于网络、影视、刊物上各种各样带有戏说成分的文艺作品。在海量庞杂的穿越、戏说类作品中，可以发现咱国人普遍缺少对未来世界勾画与幻想的热情，却热衷于翻腾前朝往事，怡然于故纸堆中消磨时光。这种状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从张士贵由一个忠烈之士被刻画成白脸奸臣的时候算起，历史被戏说，历史人物被曲解很有些传统了。
不是说研究历史，阐述历史有什么错误，关键是应该以一个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郭祯田先生说，“治史，最要不得的，一是不尊重已有的史料；二是先入为主，凭空想象，甚至带着偏见妄加评断。”在他的新书《从来如此，便对吗？》中，他践行了自己的治史态度，以客观详实的资料公正地对两个历史人物———张士贵和高长虹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张士贵是一个被戏说的人物。千百年来，在《薛仁贵征东》、《隋唐演义》等众多的文艺作品中，张士贵一直扮演着白脸奸臣的角色。这难免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一个印象———历史上的张士贵是一个老朽昏庸、嫉贤妒能的奸佞之臣。但翻遍唐史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更重要的是，随着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的出土，更是佐证了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张士贵的本来面目昭然于世，结论是张士贵被戏说了。郭祯田先生在书中以详实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生前风光无限，死后深受大唐皇帝褒扬的虢国公可以说是躺着也中枪，被宋代以来的文人戏说。当时的文人在创作时只是因为作品的需要临时拉着虢国公来凑角，应该没有刻意诋毁的意思。张士贵在文艺作品中成为反面角色，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里面。而书中另一位人物高长虹就没有这样简单了。虽然高长虹生活的年代距我们并不遥远，但笼罩在他身上的重重迷雾却总是难以被吹散。
高长虹是一个被曲解的人物。郭祯田先生是抱着还原历史真相的使命感来研究高长虹的。在董大中、陈漱渝、廖久明等诸先生的研究成果之上，在索引翻阅了众多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他力图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高长虹。高长虹与中国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两位顶级人物都曾有过交往。因为他秉承“五四”精神，不盲从、不屈从、不违心、不谄媚，以特立独行的性格在生前遭受误解、排挤，在身后被曲解，被认定为反动文人，从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郭祯田先生在有限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里寻找高长虹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还原出一个从生到死真实的高长虹。
研究历史是一件沉重的事情。当你穿越历史时空与历史人物心神合一的时候，最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与深度。郭祯田先生下笔谨慎，即使在对待引发“高鲁冲突”的安徽作家群，在对待一些诋毁高长虹人格的文人的态度上，他都没有刻意评价的文字，而是以温和的笔墨将自己掌握的材料一一列出，用雄辩的史料来说明问题。这和一些鲁迅研究者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用特定历史时期既有的评价将高长虹作为反面人物痛加挞伐，以此来衬托鲁迅的高大正确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郭祯田先生历史研究的扎实功底和学者风范。
张士贵和高长虹的遭遇颇具典型。一个被千年戏说，一个被人为曲解。戏说历史可以不负责任，研究历史必须客观公正。被戏说的，大家都知道那是艺术创作。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虚构，给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一些不曾发生的事情，这好理解，大家本来在看戏，并不是读史，不用像研究历史一样需要抱一颗敬畏之心。被曲解的历史就不一样了，我们需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郭祯田先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有一点需要明白，虽然我们找到了可以找到的，能够证明高长虹并非如特定时期给出的既定评价那样不堪的种种证据，出版了文集，拍摄了纪录片，多次召开研讨会，但这些成果只是在小圈子里传播，被学界认知和接受的程度并不广泛。可以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些高长虹研究的基础工作。接下来将高长虹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并成为学界共识的工作则任重道远。历史是曾经真实的存在，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积累，不是从来如此的循环往复。研究历史需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不能是随心所欲的描画。我们可以看到，在赵瑜作品《小闲事》中，高长虹作为大先生爱情故事中的反面人物出现，已经出现被戏说、被娱乐、被消遣的倾向。他被曲解已经承受了太多本不该承受的委屈，他还要承受被戏说、被娱乐的痛楚吗？这是需要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贾礼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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