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楠（左）和赵天华

对住在省城晋祠路的孙建荣老人一家来说，这个夏天，注定是一个兴奋与期待交织的季节——6月初，孙建荣的两个外孙女——16岁的张一楠和14岁的赵天华并肩走进高考考场；25日凌晨高考成绩揭晓，赵天华505分、张一楠476分的高考成绩，均轻松达本科录取线。

这是间隔数年之后，孙家又一次书写教育传奇。

2006年6月，孙建荣的长孙、12岁的孙天昌在全国高考中取得594分的成绩，高出当年我省理工类一本线42分。次年他再次参加高考，以比清华大学理工类分数线高出5分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成为当年该校所招年龄最小的学生。

这是一个几乎已将早教事业视为家族使命的教师之家。如果说，作为这个家庭的首例“早教试验对象”，当年孙天昌的成功或有“偶然之嫌”，那么此次两小姐妹的轻松达线，对孙家人或旁观者、质疑者们，无疑都有着更深一层的意味。

早教成就“神童”

孙建荣一家的早教实践，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绝大多数中国家庭。

1978年，全国的报纸、杂志、广播齐齐聚焦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天才。这一年，孙建荣、梁彩凤夫妇的长子孙兵整10岁。和许多年轻的父母亲一样，他们感慨一番后，把报纸和报纸带来的震惊与艳羡一起扔在了一边。

1984年，我国著名早教专家冯德全教授曾在阳泉市作过一次推广早期教育的讲座，当时供职于阳泉一所幼儿园的梁彩凤正是台下的听众之一。其时，国人对家庭早期教育的认知仍是一片空白，身为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梁彩凤对此亦很是不以为然。《阳泉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冯氏讲座后，梁彩凤随即在该报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与反对。她认为，冯氏提倡的早期教育，违背了幼儿的成长规律。

10年后的1994年3月，孙家第一个孙辈孙天昌降临人世。也是在这个月，冯德全教授编写的《0岁方案》首次出版。看到儿媳兴冲冲带回家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梁彩凤私下告诉儿子孙兵，孩子3岁前是没有记忆的。孙兵若有所思地回答：“那也许是因为人在3岁之前接触到的内容，后来不可能再不断重复。”儿子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下点醒了梁彩凤。她开始尝试接受早期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儿子儿媳对小天昌的早教实践。事实上，没过多久，在这个方案指导下成长惊人的孙天昌，便成了孙家人的骄傲。

2岁脱盲，开始广泛阅读；6岁获太原市少儿英语口语大赛初中组一等奖；8岁获太原市少儿英语口语大赛高中组一等奖；9岁获全国中学生物理化学大赛初中化学组三等奖；10岁通过国家大学四级英语考试……孙天昌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神童”光环下度过的。

1999年，孙建荣、梁彩凤和长子孙兵、崔书云夫妇举家迁至省城，受聘于原山西宏昌教育集团，同冯德全教授一起创办早教科研所、早教试验园，写文章、出刊物、作报告、开通早教咨询热线，不遗余力地推广早期教育。2009年3月，四人总结十多年早教体会，合写了一部上下两册的《家庭早期教育指导手册》。

典型教师之家

在并不遥远的“孙天昌时代”，孙家人饱尝被媒体追逐的滋味，也经历过遭人质疑的无奈，这一次，他们将低调进行得十分彻底。

高考前一天，孙建荣的次女孙玫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悄然回到家乡阳泉，高考一结束，便重返省城。由于知者甚少，两位少年考生的衣着打扮也朴素到丝毫没有同龄小女生常有的粉嫩元素，二人考前考中均未受到任何外界干扰，考后也仍然可以悠闲地读书玩耍，全无当年孙天昌现身考点引发的轰动。

记者走进孙家时，这个大家庭三代15口人有半数以上在场，十分热闹。担心记者短时间内无法理清人物关系，孙建荣老人细心地逐一作了介绍。老人共有二子二女，孙天昌是长子孙兵的儿子，9岁小男孩乐乐是次子孙强的儿子，此次参加高考的张一楠和赵天华，分别是长女孙莉和次女孙玫之女，刚满2岁的小男孩成成，是天华的弟弟。

这是一个典型的教师之家。除投身早教研究和推广多年的孙建荣、梁彩凤与孙兵、崔书云夫妇外，这个家庭还有3位教育工作者。孙建荣的长女孙莉现为阳泉某中学高中数学教师，次女孙玫夫妇曾在阳泉某中学执教十多年，2007年双双辞职，举家迁至省城，协助父母亲和兄嫂推广早期教育。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人家庭——低调、内敛，有独立主张和公益心。众人视为正道的学校教育，在这个家庭里已被完全超越或摒弃——孙天昌自幼在家上学，他考入大学当年，刚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和三年级的两个表妹即告别校园，从阳泉来到省城，在她们的“大妗”即孙天昌之母崔书云指导下，2人用5年半的时间，各自完成了小学剩余学业和初、高中全部学业。

教育另辟蹊径

促使孙家人下决心让孩子们在家学习的原因，一方面是经过科学的早期教育，他们的孩子所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均已超出同龄人很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身为教师的他们，对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填鸭式”教育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当过十多年中学历史教师的孙玫坦言：“总觉得学校对孩子们有负面影响。”

此次参加高考的张一楠、赵天华均是5岁入学，成绩在班里均名列前茅。孙玫回忆，那几年，出于对孩子学习兴趣的保护和对学校教育的担忧，她曾私下做过不少工作。“我一见到孩子的老师就说，不要管她，不要骂她，她要是不听话你告诉我，成绩不好没关系，不拉班里的均分就行。”有时学校布置作业过多，她仍要求孩子8时半准时睡觉，没完成的作业由她和丈夫替写。次日她会去学校向老师说明：“昨晚的作业有一部分是我写的，还有一部分是她爸写的，你别骂孩子。”对旁人看来纠结十足的这一做法，她的解释是“既然布置了，还是要完成的，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老师有老师的尊严。”

天华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孙玫发现“靠老办法已经解救不出孩子了”：“一天放学后，我发现孩子当晚的作业竟记了满满一张稿纸。那张纸我现在还保存着。就是这张纸让我下决心不让她上学了。我不想让她那么累。我当过十几年老师，为了做到‘月月清’‘周周清’‘堂堂清’，平时怎么教学生、怎么布置作业我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不能再让她上初中了。”

2007年秋，一手将儿子孙天昌送进大学的崔书云，成了孙家大小两代人口中的“崔老师”。孙玫的讲述中，满是对这位大嫂的敬意：“崔老师和两个孩子一起学、一起讨论。她知道哪个地方是难点，孩子们思路对了就过，思路如果过不来，就点拨一下，不会一步步地讲……”“崔老师很注重对学习品质的培养，习题答案都是孩子们自己保管，崔老师让看时她们才会看。”“崔老师经常说，孩子们看的、背的、做的比起学校一点也不少。只是因为方法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学得比较轻松……”

赴考从容淡定

因为年龄优势和知识积累上的自信，面对高考，两个小姐妹有着校园考生鲜有的从容与淡定。

孙建荣老人告诉记者，因为女儿女婿时间、精力上的不足，两个外孙女接受的早期教育不如当年孙天昌那样及时与到位，加之读过几年小学，与孙天昌相比，她们还是有差距的。但与同龄人相比，她们仍然十分出色。“关键是她们俩学得很轻松，其他方面发展也很全面。天华喜欢围棋、吉他、画画、游泳，一次能游3000米。一楠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爱好：在纸上画各种正多边形，最多画过正45边形。画这样的图形并非易事，要先算出内角和……”

高考前夕，姐妹俩每天做一套试卷。上午英语数学或语文数学，下午理综，晚上讲解当天所做难题，一般晚8时前结束，从没熬过夜。即便高考期间，喜爱围棋的赵天华也没有耽误过一天对电视围棋赛的观摩，中午、晚上都看。临近高考时，孙玫一度有点沉不住气，她提醒女儿天华：“你就不能拼命地学？！”天华不紧不慢道：“为什么要拼命？我不想拼命。”孙建荣笑着解释：“她们和大孩子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分数高当然好，分数低也无所谓，毕竟年龄还小。”

作为山西最早的早教研究者，孙建荣、梁彩凤夫妇积极乐观的心态和于最细微处着手的引导，对孙辈们的影响无处不在。高考过后，小姐妹俩曾私下试探孙建荣的态度：“如果达不了线怎么办？”孙建荣乐呵呵回答：“达了线姥爷祝贺你们，达不了更要祝贺。复习一年，明年上清华！”

25日分数公布后，孙建荣老人对两个外孙女的成绩十分满意，他说：“与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相比，她们更大的收益在分数之外：5年半完成了10年的课程，而且读了很多书，从来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学得很轻松，很快乐。”

眼界决定境界

“曾做过小学音乐教师，初中、高中语文教师，曾荣获省级中学教师评改作文竞赛初中教师组第一名，1986年，其所教高中毕业班52人全部考上大学，1989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这是孙建荣老人个人简介中的一段内容。提及这些曾经的荣耀，老人紧锁双眉，不住摇头。他说，虽然做了一辈子教师，自己真正懂教育，却是在退休之后。“为人师者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应是正确引导和积极评价，所谓‘答疑解惑’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孙建荣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存在‘所予非所需’的误区。”正因如此，近几年每每参加学生聚会，他总是首先向昔日的学生们道歉，称“那时候伤害了大家，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孙建荣老人认为，这些年的家庭早教试验，他们最大的突破和成功之处，在于“懂孩子，懂教育”。大量阅读和经典背诵，在他们家庭的早教实践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工具掌握得越多，人就越聪明；语言丰富者，思维必然缜密。因为早教得法，孙家的孩子们个个痴迷读书，阅读面极广。孙建荣老人以此次参加高考的姐妹俩为例，“从赵树理到金庸的作品，她们都读。香港倪匡、台湾余光中、三毛的作品全部读过。有大量阅读作铺垫，她们将来的发展应当差不了。”

老人随手打开一册录有高中六册全部文言文课文的教辅书，招呼孩子们：“来，给阿姨背一背。”老人手捧书本翻翻指指，小姐妹坐在床边点哪背哪。韩愈《祭十二郎文》、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王勃《滕王阁序》……熟练且准确。其间，孙家次孙、9岁的乐乐主动加入，挤在两个表姐身边大声背起来。孙建荣老人说，这些内容她们从小就背，背诵经典之于她们，是一种快乐。天华七八岁时，有一次因为顶撞父亲挨了训，向其母哭诉时，她居然引用《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一句话——“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而天华刚满2周岁的弟弟成成，目前已被视为“孙天昌第二”。咬字尚不真切的他，已能背诵240首古诗，会说大量英语单词，会做简单的加减运算如“599+1”，可准确指出《中国历史朝代兴衰四字歌》中任意一字……

因为家有数位“神童”，这几年到孙家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孙建荣和家人总是热情耐心，有问必答。他们深信，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巨大潜能。但在交流中，老人却常有“教育改革任重道远”之感。他苦笑道：“几乎所有人都这样问：那么多科目你们怎么教的、孩子怎么学的？——来人脑子里装的，全都是学校那些框框。”

沉吟片刻，老人讲了一个笑话：“‘文革’初期，一位领袖人物在电影纪录片中露面，有老百姓看到后感叹：‘看人家，70多岁了还跟年轻人一样！’一旁有人听后抢白：‘人家天天扁食烙饼的吃呢，哪像你，每天就喝点稀汤汤！’”老人想说的是：眼界决定境界。教育要“以人为本”，首先应当尊重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和需求。真正成功的教育，必然是能够让孩子主动学习的教育。

本报记者 翟少颖 文/图